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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我现在什么也不能说，只能默默地忍受着想象的折磨。

        但是，我还是就我们现在性生活的不和谐向她提出了抱怨，她说她很抱歉，因为工作的压力实在太大了，但她会注意并想办法改善的。

        后来，事情稍微有了改善，我们的性生活频率提高到每周三到四次，但我还是能感觉到，在性生活中她并不像以前那么投入，大多数时间是在为了尽义务而敷衍我，而并不是她真的想做爱。

        这并不是我所需要的性生活，于是，慢慢的我们的性生活频率又变成了每两周有那么两、三次。

        当我们的双胞胎孩子三岁的时候，情况有了些改变，我开始带着他们去公园玩耍，带他们去社区的游泳池游泳。

        在这些场合我认识了不少妈妈们，她们也是带着自己的孩子去玩的。

        虽然我的那些朋友们自我失业后再也不来找我打高尔夫球、打扑克、打保龄球以及去酒吧喝酒，但他们的妻子却对我比较感兴趣，常常约我带着孩子跟她们一起玩。

        有一次，在丹妮公司举办的野餐烧烤聚会上，有几个女人走过来跟我聊天，谈论着我家双胞胎和她们孩子的种种趣事，其中有个女人甚至对我说，她非常赞赏我为家庭所做的一切，她说一个男人能让自己的妻子在工作中充分发挥潜能，自己却甘心待在家里带孩子实在令人钦佩；另一个女人还告诉我说，她真希望她老公也能像我对待丹妮那样对待她。

        而我却坦白地跟她们说，其实那只是个经济问题——因为丹妮挣得比我多。

        慢慢地，我习惯了在公园里或者社区的活动场所里一边照看着孩子，一边和这些女人聊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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