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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比勒费尔德，欧洲联合会

        我的火车晚点了，但佐伊·科赫已经足够好心地在车站等我。43岁的退休急救员看起来比实际年龄大。她和我采访过的大多数人一样，脸上有皱纹，头发灰白。她的身体像中欧的大部分地区一样饱经风霜，尚未重建。在简短而礼貌的问候之后，她邀请我去当地一家餐厅，我有机会尝试正宗的炸猪排和德国啤酒。

        “老实说，我们最初担心的核辐射灾难并没有夺走那么多生命，这简直是奇迹，”她开始说，注意到我手上的烧伤。“那月红十字会记录的死亡人数中，只有大约5%是因为辐射病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她停顿了一下，然后继续说：“我们怀疑，由于病人接收延迟，更多的生命损失了，因为我们专注于炸弹的准备，而不是立即照顾。有帮助的是，尽管军队状况很差，但士兵们都配备了CBRN套件（化学、生物、放射性和核武器防护装备）。他们为一切做好了准备——除了冲击波和EMP（电磁脉冲）。这花了一些时间，但是当尘埃落定后，伤员们又开始陆续抵达。”

        佐伊喝了一口她的饮料，然后继续说：“我的红十字团队被部署在法兰克福市郊外的BGUnfallklinik医院。公园和周围的田地变成了一个巨大的野战医院，从医院到附近的墓地，甚至到直升机临时降落区的尽头，都有数公里长的帐篷、移动单位和预制建筑——每个人都在那里。红十字会、德国联邦军队、无国界医生、国际红十字与红新月运动联合会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——你能想到的，他们都在那里。甚至有超过一百名牧师、修女和大约二十名伊玛目从帐篷到帐篷地奔跑，为病人提供最后的仪式并尽可能地帮助他们。”

        在冷静而有条不紊的状态下，佐伊瞥了一眼手机上的信息，然后把屏幕倒转过来，选择不回复。

        “抱歉，是我儿子，”她说着，手机屏幕随即熄灭。

        我被派往CAT1部门，负责处理最危急的病例——受伤的士兵和战斗人员，他们抵达直升机降落区附近。优先级别1案件。我们已经用完了尸袋，外面的战场上到处都是用垃圾袋和塑料篷布包裹着的尸体。卡车昼夜不停地运走他们，将他们运往几公里以外的大规模坟墓。

        蟹们在巴伐利亚大约200公里处，附近的野战医院正在疏散。没有人知道核威胁会把蟹赶走多久，它迫使我们将伤员转移到更远的地方。在受伤者的呻吟和喊叫声中，不断降落的直升机发出与之相同的声音。从欧洲各国空军到医疗甚至民用直升机，都被改装成运载不那么严重受伤的病人。那些平民真是勇敢的人们。一次，两架直升机相撞，一架接近降落区，一架离开。谢天谢地，没有附近的帐篷，而且只有一架直升机搭载着伤员。大约两个小时后，他们才清除了残骸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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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    我们有一支来自当地足球俱乐部的青少年团队，他们都穿着CBRN服装和红十字反光夹克。他们在直升机和帐篷之间移动，抬着死者和伤员。四个或两个一组，他们会抬起担架并冲向分类区，然后冲回下一个直升机。这些小伙子们不懈地工作了几个小时。在罕见的平静时刻，他们会倒在草地上，筋疲力尽，只有当另一架直升机到达时才醒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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